来源：光明日报
接演《国色芳华》之前，我怕演不像，因为何惟芳是唐代洛阳的种花人，而我连牡丹何时分根、何时剪枝都不知道。欧阳修《洛阳牡丹记》写道：“大抵洛人家家有花，而少大树者，盖其不接则不佳。”不接则不佳，姚黄、魏紫这些名动天下的洛阳牡丹，没有一株是天生的，都是花工在老根上一代一代嫁接出来的。那一刻我隐约觉得，这句话说的不只是种花。
唐代人爱牡丹，爱到“花开花落二十日，一城之人皆若狂”。可唐代人不只赏花，更钻研花。张帐幕遮阴，编笆篱挡风，洒水封泥保墒，千年前的移栽之法条条在理。到了宋代，洛阳的接花工人已自成一业。手艺最著者称“门园子”，富贵人家争相延请，“姚黄一接头直钱五千”，秋天立契，来春见花付钱。一朵花的背后，是一门代代精进的手艺，更是一个以技艺立身的行当。
《国色芳华》里有一场戏：何惟芳在荒山寻到野生牡丹，剪下枝条，回来扦插培植。拍的时候只觉得是剧情，了解下来再回想，才咂摸出它的分量。剧中人做的，正是书本里花工们做了上千年的事——在老根上，接新枝。剧里她还把牡丹做成香粉、药妆，这也并非虚构。牡丹入药远早于观赏，张仲景的方剂里就有用到丹皮。一朵花在中国人手里，先是药，后是花，再是香粉、花馔，身份一直在流转。
《家业》的李祯，让我看见同样的路。徽墨的家世，本身就始于一次“嫁接”：唐末战乱，易水制墨世家奚氏父子南迁歙州，北方的制墨之术，接在了皖南的水土上。南唐后主爱其墨，赐国姓、授墨务官，世有“黄金易得，李墨难求”之誉。此后千年，这门手艺每逢绝境便自寻新枝：北宋松林砍伐殆尽，制墨人改烧桐油取烟，烟料一变，徽墨反而愈发精良；明代墨家又把墨做成了艺术，《程氏墨苑》收墨式五百二十式，其中竟有利玛窦赠送的西洋版画图案。最讲规矩的行当，墨谱里藏着一场中西相遇。行话说“轻胶十万杵”。杵数不能少，是守；烟料、纹样、用场代代在变，是新。守住的是“丰肌腻理，光泽如漆”的品质，放开的是形态的边界。
花史与墨史，让我对“传承”二字有了不同于从前的理解。读史、演戏之后我体会到，创造性转化、创新性发展，并非今天给传统外加的任务，而是传统自身一以贯之的存续方式。洛阳的花工接花时在做这件事，徽州的墨工改烧桐油取烟时也在做这件事。所谓文脉不断，不是同一件东西传了千年，而是同一种功夫传了千年。每一代人都在老根上，接出自己时代的新枝。
影视剧，正可以做今天的“接花人”。它能把古籍里的记载、博物馆里的器物，转译成观众能够共情的人和故事。《国色芳华》的千余套服饰依据唐代绘画与文物考据而来，妆面上的花钿、面靥对照《簪花仕女图》的样式；一场大婚戏，复原了沃盥、同牢、却扇、合卺的唐代礼制。《家业》则把点烟、和料、杵捣、晾墨、描金的工序一一呈现在镜头前。晾墨以月计，大墨经年，观众先是心疼李祯的命运，继而记住了她手上的手艺。人物在前，文化在后；情感先行，认知随之。许多观众通过这些故事“看见”了古籍里的中国。
屏幕之外的回响让我确信这条路走得通。这两年，越来越多的年轻人穿着襦裙走进洛阳的春天；《家业》播出后，不少观众专程去徽州访墨坊、看鱼灯，海外的观众也开始搜索“徽墨”二字。没有人组织他们，是故事把他们送到了文化面前。
回头看，我最初了解那些资料，只是怕演得不像；读进去才明白，做功课不是为了“像”，是为了“接”。把前人的手艺接到自己手上，再借着角色，递到观众眼前。表演也是一门手艺，也讲接续：守住下笨功夫的本分，再在表达上发一点新枝。“不接则不佳”，不只是种牡丹的法门。文脉如老根，深藏在过往与技艺之中；每一代人的分内事，是俯下身去，在老根上接一枝属于自己时代的新花。
《光明日报》（2026年07月29日 15版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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