文|崔娅娜
接到母亲电话时，窗外正飘下那年冬天的第一场雪。“姥姥住院了。”母亲的声音像一根紧绷的弦。
医院走廊里充满了刺鼻的消毒水味。推开病房的门，我看见姥姥坐在床边，头上戴着我送给她的红毛线帽子。她转过头来，在我脸上看了很久很久，以至于我觉得她已经认出我了。
“谁来啦？”姥姥用乡音说，“小丽吗？”小丽是我母亲的名字。
姥姥被确诊为阿尔茨海默病，在医院观察一周后，医生建议回家休养，“熟悉的环境或许能延缓病情发展。”
我们都没有想到，回家以后，姥姥的记忆之河突然改道，倒流到了四十年前。那是她最困难也是最坚强的岁月。五口之家，姥爷工作的地方虽然不远，却日日工作在一线。姥姥白天在洗衣房三班倒上班，回到家还要操持一家人的吃穿用度。如今，八十五岁高龄的她，又回到了那段忙碌的时光里。每天早晨，厨房里都会传来锅碗瓢盆碰撞的声音。小强、小刚、小丽、小君、阿莲都要回来吃饭。她念叨着五个孩子的名字，然后开始忙活一大家人的早饭。实际上，她念叨的“孩子们”，最小的都已经四十八岁了。
母亲曾经试图纠正她：“妈，我都当姥姥了。”她听完之后皱起眉头，接着摇了摇头，继续在盆里揉面团，“小丽最喜欢吃我烙的饼。”
那本边角磨破的相册成了她的向导，在记忆的迷宫里引领她穿梭。一个安静的下午，她坐在窗边翻看着相册，阳光洒在她已全白的头发上。翻到母亲10岁那张照片时，她的手指停下了。“小丽，不能再偷偷到河边去玩了。”她对照片上扎着羊角辫的小女孩说，“冬天的河水看起来冻得很结实，下面其实有暗流，有些地方冰冻得不够结实。”
母亲后来跟我说，那年她和小伙伴们在河边溜冰时，一脚踩破冰面，掉进了冰窟窿里。被小伙伴拉起来后，她穿着已经结冰的棉裤往家走。姥姥见了她，脸色瞬间变得煞白，一句话也没说，迅速地把她的湿衣服扒下来，然后用手反复地搓她冻僵的双腿。那天晚上母亲发了高烧，姥姥整晚都用冷毛巾不断给她降温。天快亮时，烧终于退了，姥姥松了一口气，抱着母亲，哭着说：“你要出了事，妈妈可怎么活啊？”
这些零星的记忆片段，如同老屋瓦缝中透进来的光点，在姥姥混沌的大脑中时隐时现。
相册翻到下一页，小姨中学时期的照片。“小君……”姥姥的声音忽然变得严肃，“院子后面那棵树上的果子不能再吃了，上回你吃了之后，吐了半月才好。”她手指轻触着照片里少女的脸颊，眼中全是后怕。
小姨的肠胃比较敏感，有一次在夏天偷偷吃了没有完全成熟的青杏，食物中毒，被送进了医院。姥姥请了三天假，白天在医院照顾小姨，晚上回洗衣房补夜班。结果，一天晚上，她在洗衣房里晕过去了，醒后第一句问的是：“小君还吐吗？”
姥姥的记忆如同一条断断续续的磁带，在过去的一个个节点上不断回放。她忘记了，磁带里的孩子现在都长了白发，却依旧让她担忧。她的牵挂像藤蔓一样，从过去蔓延到现在。
入冬后的第一场大雪来得令人措手不及。那天是周六，母亲去社区开会，我着急赶一份报告。当我从书房出来时，发现姥姥不见了。雪已经下了两个多小时，地面积了一层厚厚的雪。我飞快地跑到楼下，想着姥姥一定不会走远。后来，我在粮油店门口看到了她，她手里提着一袋5公斤重的面粉，在雪地里深一脚浅一脚地走着。
“姥姥！”我跑过去一看，发现她的右胳膊垂着，角度有些奇怪。“我要给孩子们烙饼。”她看见我，脸上露出笑容，“面粉就快要用完了。”我赶忙接过她手中的面粉，这时她哎哟了一声，大喊：“疼！”
我赶忙带她去了医院急诊室，X光片显示她的右臂骨折。更让人揪心的是，她大概是摔倒时胸口撞到了马路沿，上半身全是淤青。我的心提到了嗓子眼儿，可当医生给她处理伤口时，她只是皱着眉头反复说：“没事儿，孩子们还在家等着吃饭呢，我得回家做饭。”
母亲赶到医院时，姥姥已经睡着了。母亲坐在床边，轻轻握着姥姥那只没受伤的手。后来，姥姥醒了，她看着母亲，眼神突然清明得发亮：“小丽，你的腿还疼不疼？”
母亲愣住了，眼泪不自觉地流了下来。她已经五十三岁了，但在她八十五岁母亲的记忆中，她还是那个会掉进冰窟窿、需要被反复叮嘱的小女孩。
姥姥的记忆好像披上了一层大雪，却没遮住她做母亲的本能。辛劳和挂念已经融入她的血液里，成了比记忆更原始的存在。
姥姥出院后，我们的生活有了微妙的变化。母亲兄弟姐妹几个轮流照顾姥姥，我们不再纠正姥姥的“错误”，而是一起进入她记忆中的那个家。周末，全家人聚在一起，陪她演一出温馨的戏。舅舅姨姨们——也就是姥姥口中的小强、小刚、小丽、小君、阿莲——也真的会像刚放学一样，围坐在餐桌旁，叽叽喳喳地夸赞她的手艺。大舅咬一口红烧肉，夸张地赞叹道：“妈，这肉真香！”姥姥笑得眼睛眯成了两条缝，接着念叨：“锅里还有，多吃点儿，小刚正长身体，小丽太瘦……”
在这些时刻，时间仿佛失去了方向，过去和现在交融在一起。她用碎片的记忆，拼凑出很多我们没有听过的故事：当年她一个人扛着20公斤的粮食麻袋，步行到20里外的镇上加工全家人的粮食；每个孩子离家时，她在送别的站台上忍住眼泪，回家路上却哭红了眼睛……这些零碎的记忆，像冬天稀疏的阳光，虽不完整，却很珍贵。
那年春节，全家人聚在一起包饺子，姥姥坐在中间，担任总指挥的角色。突然，姥姥停住了，望着窗外飘洒的雪花，说：“矿上应该也下雪了吧？得给孩子他爸带件厚衣服。”
屋内立刻安静了。姥爷就在一边静静地看着，什么也没说，眼眶却红了。
三年后的春天，姥姥走了，走得十分安详，像睡着了一样。
整理遗物时，我们在她的衣柜最下面发现了一个铁盒，里面整整齐齐放着五件小毛衣，已经褪了色，但编织得很细致。每件毛衣上都缝着一个小布条，上面用毛笔写着名字：小强、小刚、小丽、小君、阿莲。
母亲拿着标有“小丽”的毛衣，哭了好一阵子。这是她上小学时，姥姥熬夜编织的。那时候买不起毛线，姥姥就把旧毛衣拆了，再一件件织出来。
盒子里有一张泛黄的纸，上面写着工整的字迹：“小强爱吃韭菜馅，小刚不爱吃姜，小丽口味淡，小君爱吃辣，阿莲不吃香菜。”这是家里人口味的备忘录，时间落款是10年前。原来，记忆逐渐变得模糊的初期，她已经用笔记录下每一个孩子的喜好。
下面是近几年的清单，字迹有些颤抖：“山山——核桃补脑，小宝——对花生过敏……”她就连重孙辈的喜好与禁忌都记得很清楚。
看到这些，我回想起姥姥被诊断为阿尔茨海默病之后，曾经忽然清醒地对我说过：“人老了，记忆力就不好了，但是该记住的，心里都记着呢！”那时候我还不懂。现在才明白，她所说的“心里”，并不是大脑皮层沟回，而是更深处的地方，是每一次担忧时揪紧的心，是每一次牵挂时泛起的疼，是爱留下的生理记忆。疾病偷走了她的清晰，却露出了生命的底色——一生都难以卸下的牵挂，是比记忆更深的烙印。
姥姥走后的第二年，冬天又下雪了。我和儿子小宝回到母亲家，母亲从柜子里取出姥姥的红毛线帽子，给小宝戴上。帽子很大，滑下来遮住了他的眼睛，他咯咯地笑，笑声清脆如风铃。
“这是太姥姥的帽子。”母亲轻声说道，“太姥姥要是看见你，一定会又开始担心了，‘小宝戴上帽子，可别着凉了’。”
姥姥去世后，我经常在想，当记忆消散后，还有什么可以证明我们曾经深深地爱过呢？现在我明白了，那些习以为常的思念，那些渗透到骨子里的牵挂，即使整个世界都忘记了，也不会忘记的“你要好好的”，好比一场大雪把来路和去路都给盖住了，但春天的根茎在雪地之下仍然活着，静候破土而出的一天。真正的记忆并不储存在我们脑中，而是藏在我们爱与被爱的习惯之中。
在一片白雾里，仿佛出现了一个身影，戴着红帽子的姥姥站在时间的另一边，微笑着望着我们，她的嘴微微张开，好像在说：“要好好的啊！都好好的。”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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